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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

依次是伏羲庙、两城山、朝阳洞、邹城。

伏羲古代人类想象中的祖先，另外的名字还有大皓、太昊、伏牺、皇曦、包牺氏等，皆为一人，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据说本地叫爷娘庙。

伏羲庙在两汉已有，历史上又曾多次修复，现在能够看到的是明清时的建筑遗迹。前有三圣殿，后有女娲殿，另有钟楼、鼓楼等。

远远就见台阶上有星星点点的红色，走近细看，才知道是被雨水打烂的爆竹碎屑。院内石刻东倒西歪的，真正享受香火供奉的伏羲女娲塑像，有几分像洋人面孔。

在伏羲庙外，看见了大片未成熟的麦田，空气中有很清楚的蒜的味道，才注意到比较稀疏的田是蒜田，特别摄下两片，为广大不识稻麦之人提供一点直观的印象。

两城山曾经有过大量汉墓，汉墓中出土有精彩的画像石，俱已不在此地，我们只需在经过两城山时拍摄地貌作为画像石拓片的背景就可以。

两城在行政区划上是微山县的一个乡，独山湖、微山湖、南阳湖、昭阳湖组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南四湖”。由两城山到朝阳洞，一路就是穿行在湖中央的一条堤坝上，路面很窄。

朝阳洞在独山岛上，石头堆起房屋，空地上晾着渔网，在我们停车的道路旁边，正架着大铁锅加工小鱼干，近岸的水利有麻鸭的妈妈带着小鸭找食。所谓的“洞”刚被开发成旅游景点，没有遇见另外的游人，但是香蜡的痕迹都很重，说明还是有。作为原住民来说，安静的日子被打扰，也已经足够讨厌了。

中午时候到邹城，这天是周六，只有局长在食堂摆好了饭菜等我们到了就开始吃。

十日之内，唯有邹城一餐饭实在，主食和蔬菜，不强人喝酒。让人舒服，回想。

孟子是邹城人，在孟府中略走一周。

邹城博物馆有非常好的石刻馆，内容好，展陈也很好。画像石风格多样，值得细看。博物馆之规模设施，远过省博物馆。问其经费何以如此便当，据介绍，兖州煤矿曾为兖州放弃，让至邹城，现为此地经济的主要支撑。实在不差钱。而文物局长本人原为本地多处墓葬、遗址发掘者，一路讲解，真是在数“家珍”，博物馆下班后，又去本地公园内为铁山摩崖作向导，同行人一致推举为最可爱局长。

武梁祠

5月15日

夜雨未歇至明，前一晚听天气预报知降温至17度，上街购棉毛内裤，此地商店上货可比部队换装，十分整齐，从专卖店到综合超市，全部夏装。幸好有一种较厚面料的睡衣，虽不拆买，也可以御寒了。

往嘉祥途中，多见售卖石质构件，摆设，巨型像生等，粗劣不堪入目，不知多少年才长成的好石头就这样粉身碎骨，使人生叹。

乡间似多肾病，时可见“治尿血尿白”。又有歌手费翔为形象代言之家具品牌名“掌上明珠”，不明就里。是说摸上去如珠触手，还是小的掌中能容？

施安昌先生20年前曾来山东，据施先生说祠内刻石面目大不如前，想来是名声远播之后，劣手拓印过多所致。

摄影师工作时，闲步院内。绿化很好，唯觉全省划一，未免单调。山东一省本月多雨，草木清新，有江南之想。武氏祠外墙，爬山虎蓬勃的枝芽，几近室内画像石中荆轲刺秦一图。

齐鲁问碑之一

2009年10月故宫将要举办“蓬莱宿约——故宫藏黄易小蓬莱阁汉魏碑刻特展”，受策展人之邀负编辑展览图录之责，5月11日至21日有山东之行。

很少出门了，转到月刊工作之后。

每次的原因各不相同，结果都是——走不成。所以这一次尽管有正式文件，也同样没敢抱希望。然而成行，就很兴奋。记起古人的句子“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一路汽车开去，看得见田野，也看得见路边的标语。

试着每天在本子上记下一些在前人，在古人笔下出现过的碑名，地名，也记下一些路边房屋上书写的大标语和广告。试着用还不熟悉的相机，拍下树，正在成熟的麦子，石头上远隔千年的文字。

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力量。

按相册中的小标题追记如下

济南

5月11日

清早在神武门出发，中午到济南，约六个小时。所住佳驿酒店是遍布山东全省的连锁店，房间小而紧凑，干净，大堂中有公用电脑，可备住客随时接发邮件。

下午访石刻馆，此馆筹备多年，始终不得正式经营，有残破仓库，收集当年入藏石刻，拜访中称管理人持钥匙，而人不在，故不能让看，只有几尊尺寸特大的石像在近乎露天地站着。观瞻后合影，天下碎雨。

当晚被请客，在旅馆旁边的四六饭馆（四六——不着四六的简称），菜式精致如同贵金属打造，入口才知不过是芹菜的纤维。记得烹饪杂志介绍过这种方法，工具刀将芹菜段片成片，再划成均匀的细丝，放冷水中使吸饱水，就会出现优雅的弧度。一棵芹菜大约够一个中等饭馆一个晚上的配菜。

5月12日

去山东省博物馆。在千佛山下，背山面城，远望像台北故宫的格局。馆内有石刻专门陈列。

中午吃羊汤火烧。有四六饭店垫底，早感觉上任何饭馆都会自然上升一两个等级。汤里有羊肉，火烧面做的，火烤熟的，明白无误，不用讨论。好极了。

下午施先生看馆中古籍部藏的一本铜器类目录，说是黄易始做，后人补充。流传黄易所藏中，石多金少，所以珍稀。临下班又去馆中跑马观花一下，拍了几张石像的残部，样子与青州像。

结束工作后，游千佛山。甚俗气，无可说。

孝堂山

5月13日

一早离开济南，往孝堂山。

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位于长清县城西南22公里孝里铺南的孝堂山上。孝堂山原名龟山，春秋战国时称巫山。《左传·襄公十八年》载“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即此山。自汉代在山上建享堂，世人谓之孝子堂，遂将此山称为孝堂山。后人附会为“二十四孝”之一郭巨的墓祠。石祠约建于公元1世纪东汉初年，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建筑，是研究我国建筑学史的重要实物例证。祠内石壁和三角石梁上雕刻着精美的阴纹图画，刻画自然与社会现象，有人物、禽兽、草木、山川、天地形状，还有反映贵族生活的朝会、出行、迎宾、征战、献俘、狩猎、庖厨、百戏等场面。（来自百度百科）

相册中记录了同事们工作的状态。

午饭过晚，且不合胃。往济宁途中，身冷额汗反胃，几欲呕吐。6时到济宁佳驿入住，济宁局接风，局长姓孙，女性，喜饮酒，不容分说，令人思古。书记姓武，笑容可掬。博物馆王馆长，长身玉立，质朴而不失礼。

济宁

5月14日

济宁旧有崇觉寺，殿宇皆不存，独立铁塔，民国十八年（1929年）济宁县教育局局长王大恕主持修建汉碑室于寺内东侧，称小金石馆。博物馆当初选择即在寺西侧，应该也是物以类聚吧。

室内极狭窄，存汉碑及其他石刻十余种，照相只能在侧面，或局部。保存较好的汉碑有北海相景君碑，郎中郑固碑，执金吾丞武荣碑，司隶校尉鲁峻碑，朱君长刻石等。可以想见汉碑室的营建，必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形之下进行的。

查祖父的欧斋石墨目录，所存此数碑的拓本除经由黄易之手的一套所谓的“济宁五种”外，北海相景君碑还有宋拓一，明拓轴装一；郎中郑固碑又乾隆间升碑后拓本一；司隶校尉鲁峻碑有北宋拓一。

不能不叹为观止。

济宁相册中的第5张中有一高大背影，是退休多年的文物局长，也是王馆长的公公。掌管文物局工作时，曾经手自曲阜购入一批刻有汉碑的小型石板，石板有编号，疑为钱泳所刻半壁攀云阁临汉碑。

崇觉寺内有新建院落一所，标牌是僧格林沁的昭忠祠，祠原应在曹州（菏泽），不知何故移建于此。

下午在济宁市内太白楼，清真寺等处各处走，时闻“文革中被损毁云云”，不由庆幸自己生也逢时。

被人送了好多排骨，一分为二，用卤水的一半，先煮十个鸡蛋，剥皮后和排骨同煮，一锅两制。

剩下的一半，煮汤。想起很长时间没有动过的淡菜，抓一把放汤里，盐都可以不再放，大火烧开后，转最小的火，一个小时，汤和骨都好。淡菜的味道刚好代替盐，骨上的肉，沾一点点生抽就好。

书中爱说宜酒宜饭，这就是了。

淡菜，是一种贝类的肉，生鲜时候不易保存，煮熟后晾干，是一粒一粒很硬的肉，闻上去，淡淡的腥，有大有小，大的贵些，小得很便宜。从来都是只买小的，因为反正是投在汤里取味，大和小完全没有区别的。八十年代在老的朝内菜市场曾经买过很长时间没有晒干的淡菜，那时猪肉牛肉全都要票，我家曾经用淡菜充当肉做过馄饨。再晚几年又有一种极便宜的赤贝罐头，也是未经晾晒的淡菜。淡菜比海米便宜很多，可以调味，可以补钙，还有些什么营养，不知道。

饭后搜索的结果是——

淡菜蛋白质含量高达59％，其中含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脂肪含量为7％，且大多是不饱和脂肪酸。另外，淡菜还含有丰富的钙、磷、铁、锌和维生素B、烟酸等。人称淡菜为“海中鸡蛋”。淡菜性温，味甘、咸。有补肝肾、益精血、消瘿瘤、调经血和降血压之功效，可用来治疗虚劳羸弱、精血衰少、吐血、眩晕、盗汗、阳痿、腰疼、久痢、肠鸣、崩漏、带下等病症，且可为妇女产后滋补之用。淡菜还含大量的碘，对甲状腺亢进的患者是极好的保健食品，淡菜中所含脂肪里不饱和脂肪酸较多，对于维持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对促进发育有作用，还有降低胆固醇作用。

套一句蔡澜的话——真是中年妇女的恩物。

本来话已经说完，猛地记起广东菜馆中有些并不高级的清汤，鲜中有淡淡的甜味，饮后不口渴，可以知道不是味素所为，现在想来，应该就是用价廉的淡菜来提味的。

三 关于宫殿陈设

对于遗留下来的宫殿进行展览陈列，要依靠陈设档。

陈设档不少存于第一历史档案馆，但有的宫殿的陈设档很多，历年都有，有的宫殿很少，有的宫殿则一本也没有。

我想就沈阳故宫文渊阁和嘉荫堂戏台的陈设谈谈自己看后的印象。

北京故宫阅是楼是看戏的地方，戏台叫畅音阁，翁同龢日记屡次提到在阅是楼畅音阁赏听戏，阅是楼就有陈设档。承德避暑山庄中的戏台叫清音阁，在乾隆年的铜版画中有一幅清音阁图，以上这些都可以做嘉荫堂陈设的参考。阅是楼明间是穿堂，明间正中有屏风，屏风前有宝座，宝座前有脚踏，档案上把中间叫明间，东边、西边的叫东次间、西次间，再进叫东进间、西进间（就是日常所说的里间），再有就叫梢间了，这是档案上常见的叫法。以阅是楼来说，中间穿堂，设屏风、宝座，东进间隔扇里有前檐木炕，炕上有炕桌炕案、炕褥、炕垫、靠背，东西次间、西进间也是这套，都是单间，都是前檐炕，当然也有放方桌、条案等，就不细说了，这都有档案根据。

至于听戏的位置，据参加过听戏的人如载涛（已故），宁寿宫太监耿进喜（已故）说东次间为上首，太后坐在东次间前檐炕上，皇上在西次间，前檐炕上都是隔着玻璃的座位，是不是非得坐在炕上也不一定，据说太后高兴了搬一把那时已经有的软椅（西洋式的）在廊檐下坐着，也有听着听着就从后面走了，回去睡个午觉。因为宫中演戏一般在辰时几刻开戏，经过中午、下午未时、申时散戏，所以有睡午觉的时间。院子里赏听戏的都在东西厢，每间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四旮旯空的，前头敞着听戏，地上铺满棕毯，上面再铺毡子，再有高的垫子坐褥，都是盘腿坐着听戏，临时有宴桌，档案上写“图斯根”（满洲话，矮桌），那时东西厢房赏听戏的都是矮桌，院子里是空的，只有内务府的人员和太监在廊檐下犄角站着听用，没有正式的观众。不像香港电影拍成的那个样子，院子里坐着一排排人，楼上有包厢，不是那样。

东西厢官员听戏的地方，从北往南数，头一间，亲王郡王二至四人，再往下，大学士，六部尚书，南书房，上书房行走，内廷行走分别为四至六人，六至八人，八至十人，总共也没多少人。

阅是楼里有什么摆设，嘉荫堂就可以有什么摆设，有某一类贴落，嘉荫堂就可以有某一类贴落。现在开放的嘉荫堂装修中间有个佛龛，里面有蜡人，效果是失败的。最好中间只安放屏风宝座。

有一个铜版画，画的是乾隆在避暑山庄听戏时召见安南国王阮光平，一边听戏就升座了，阮光平在院里磕头，有这样一幅画，嘉荫堂不妨参考。

还有阅是楼陈设档也比较合适，不要摆那个佛龛，皇上听戏不会老坐在中间，毕竟是一种娱乐。英国蜡像馆做的人都非常好，如果我们做清帝蜡像我也不反对，但在文物陈设当中搁个蜡人，就好像商店模特，减低了历史文化价值，不相宜。东陵的蜡像做得像杨乃武小白菜，像橱窗模特水平，我主张不要。戏台上做的一出“霸王别姬”蜡像，“霸王别姬”剧目的名称当时没有，这是西皮二黄戏，现在叫京戏。清朝光绪十一年以后宫中演西皮二黄戏非常繁荣，昆腔、弋腔所占比重很小；光绪十一年以前昆腔、弋腔还是主流。清帝东巡最后一次是道光九年，当时还没有这出戏。“霸王别姬”是民国十几年杨小楼、梅兰芳排演的，虞姬头上戴小如意，这时戏台上要出现虞姬和霸王也可以，宫里原有这戏叫“千金记”，是昆腔、弋腔，内容有“起霸”、“鸿门”、“虞探”、“别姬”、“跌霸”，不能叫“霸王别姬”，穿戴打扮生平署档案有穿戴提纲，什么人穿什么衣服，记载很详细，“千金记”中虞姬不是戴小如意，是戴凤冠，穿宫衣的。

文溯阁也应和文渊阁一样四面都是书架，每层都有炕上宝座，那时书案也都是在炕上，现在文溯阁内宝座、书案的摆设也不是不可以，但孤孤零零。右手搁一个书架是为让观众懂得，这是书库，这个目的我也懂，但当中摆一个书架是没有这种格式的，东边摆的桌椅也不尽合适。书案上的文具、砚、笔筒、笔架、水盂、水洗这些东西可多可少，笔砚是不可少的。书放在案边，书架是空的，可以做假“四库全书”样，其余有帘子，青缎边，亮纱心，一层一个，不露书的地方，可以挂帘子。宫殿陈设那天走马观花的看了一下，有这些想法。

至于沈阳故宫的永福宫要陈设起来，永福宫在没进关是究竟什么样子很难设想，康乾嘉道又多次来到盛京皇宫，嘉、道是懒得生事的人，乾隆皇帝是最爱多事的人，他对盛京很可能有他的布置，宝玺也重做一份，也重新布置布置，我想也是可能的，所以恢复乾隆以后的原状也是一个方案。

未进关以前的原状不能设想一定是多么土气，因为太祖甲胄上的蓝云缎就是南京的织品。满洲的美术工艺没有，都依靠外来商品，那时他需要什么都能来。以时代来说，未见过明代的陈设档，明代进过宫的人写的笔记也提到过一些，《酌中志》也提过 ，明代的陈设比较疏朗，不像清代，窗台、炕案下堆的、摆的很多，可能早期永福宫陈设东西也不会太多，风格也会简单疏朗一些。设想沈阳故宫寝宫里的陈设应该和北京故宫早期的东西六宫寝宫的陈设装修差不多，都是隔断木板墙，当然上下也有装饰，左右大边都是烫蜡，房里装修绝对不上漆。

承德给“无暑清凉”做栏杆罩，是请浙江东阳木工做的，做得还可以，我事先曾嘱咐他们说，只能硬亮烫蜡，不要上漆，可是到做时，他就不听话了，他非得上漆。

北京恭王府设计时给我看，我是顾问，我说这屋里没有安天花板的，王府除正殿之外都没有天花板，应该都是纸糊顶棚，安几腿罩也不能上油漆，可最后他们非得装上天花板上油漆。

永福宫隔断也应该采取这样，实际上也挺好看，虽说也就是糊白纸，但有方窗，木边框，烫蜡，也可以做点花活，雕花，还有门口，门上镶一个门口，或圆门，或瓶式门都挺好看，不要太花哨，上边横眉子，中间有些书画，方窗圆窗加以修饰，也就有一些时代气息。我想永福宫主要是前沿炕或后檐炕，有一座顺山大炕，炕帮可以用讲究一点的细木做，这屋家具主要是炕桌炕案、炕屏，不安炕的地方有个条案，我这是想象。宫殿陈设只能依靠参考陈设档，才能有点时代性，我的设想就是这样。

二、关于清宫后妃的遴选

这个问题，就根据我所看到的书籍、档案综合介绍一下。选秀女，有两个途径。选宫女子我们平时叫宫女，选进来为的是伺候主位，选的对象是上三旗包衣下的家属，奴隶身份，每年选，也有停选的时候，由上三旗包衣各佐领呈报，各佐领都有统计，有户籍，不是像电视剧、电影那样“拉郎配”。

天津有个画家溥佐，是溥雪斋的弟弟，在香港大公报上撰文连载，把选后妃和选宫女子都混淆起来，都是胡说，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他也不知道秀女来源有两种，以为能躲就躲过去了，能逃出去就逃出去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先说内务府选秀女。在户籍上有名字的，到了年龄，就得入选，一般是13到17岁，也有大一点或小一点，挑不上是另一回事，不能隐匿不报，而且挑进去并不是一辈子出不来，到25岁就放出来择配。这个途径选进去就是做使令的，当然不能排除皇帝看上，一句话可以封为常在、答应，这是一类。

后妃从编制上讲，皇后一人，皇贵妃二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到八人，贵人、常在、答应均无定额，会典中还加一句“不备员”，就是编制不一定满，但是不能超过。其实无所谓超过不超过，从贵人起就无定额了，康熙的妃嫔就有五十多个。

另外一类选秀女，目的就是选后、选妃，或是选中之后，指给某些宗室王公，这个叫指婚。选的对象是八旗四品以上官员的家属，如大家熟悉的西太后，她的父亲就只是个道员，合乎四品以上。

选这类秀女的时候，一次也有三十人，二十人或是十余人，由礼部和内务府共同办理，选宫女子是由内务府单独去办。这两类在选的时候，有个共同的特殊情况，比如说挑选时不下跪，不行礼，就是把备选者叫过来，桌上搁着绿头签，写着家长的名字，什么某旗某佐领下某人之女、年龄，有的绿头签后面还有小名但不是都有小名。我记得隆裕太后入选时写的是三等承恩公桂祥之女，还写个小名喜子。选的时候有人叫名，头排、二排的顺序，不下跪不行礼，看完了一个一个下去等候通知，当时没有什么表示，这是选宫女子。

选妃也不下跪不行礼，都在那里站好，排单上有名字和家里的履历，和皇室有关系的如某某妃的侄女，某某贵妃之妹也得写上。这类挑选当面就有所表示，选妃选后选中的给个荷包，不给的就是没选上。

有一部书不知大家看过没有，书名叫《鸿雪因缘》，是嘉庆到道光年间的河道总督麟庆（字见亭）写的一部书，都是他自己经过的事情。麟庆的儿子在光绪年间做过礼部尚书，他的女儿参加备选，可是落选了。他的儿子有一首诗，题目是“贺大妹撂牌子”，撂牌子就是没选上，没给关进去，值得庆贺，就是这么个心情。同治的皇后是崇绮的女儿，崇绮是蒙古人，是清朝唯一的一个旗人状元，我的外祖是他的门生，我的外祖母家说，当时同治皇后家在同治后选中的时候，一家和死了人一样痛哭，就是这么个情形。

选中了再封什么不一定，也许封贵人，也许封嫔，也有进门就封妃的，当然皇后选定了进门就是皇后。皇后选中后要经过几种手续：问名、大征、纳彩，这些手续都是皇帝派使节到他家去，最后是奉迎，大婚礼节在《大清会典事例》中有很详细的记载，奉迎皇后的使臣出太和门、端门、午门、大清门到皇后家娶回，仍从大清门进。妃从神武门进，比较简单，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妃也有一定的彩仗执事，也有始封妃晋为贵妃的，也有很多年不升的。

选妃的对象都是满州、蒙古旗人，汉人个别的也有，比如顺治年间就有一个石妃，实质上不止一个，没有名号的常在、答应、贵人等里面还有汉人，康熙的五十多位嫔妃里，从姓氏上看就有汉人。作为妃嫔，晋升时候也还要派相当高的官员为正使、副使，持节到她的宫里，摆上仪仗，本人跪接受封受册。后妃的生活状况在《国朝宫史》和《续国朝宫史》中有详细的宫规，每人每年给多少钱、多少银子，每年给多少什么米，多少面、肉、菜、鸡、盐、醋，这叫分例，也是按等级，名位高的待遇高，给的东西也多，使用的太监、宫女子也随着位分有多有少。

关于住的条件，紫禁城城里，东西六宫不分等级都是住后妃的，明朝皇后住坤宁宫，所以叫中宫。清朝的孝全成皇后，是由贵妃升上来的，先是全妃，后升全贵妃，后升皇后，她虽一次次受封，但没经过大婚，所以一辈子没住过坤宁宫，只有顺治、康熙、同治、光绪及溥仪，经过大婚，皇后住坤宁宫，住三天，三天后在东西六宫里指定一个宫，不像明朝那样永远住坤宁宫，清朝皇后住的本宫是他自己居住的地点。东西六宫比较原始的规格，和晚清不太一样，大家今天参观都看见故宫储秀宫、长春宫前头的大殿也有廊檐，外檐装修与内檐装修，屋里也是花罩、栏杆罩、落地罩、碧纱橱，屋里跟住人的屋子一样，储秀宫也没有储秀门，长春宫也没有长春门，而前头翊坤宫打通了翊坤门，进来就是翊坤宫，翊坤宫后殿变成体元殿，也没有储秀门了，这都是光绪九年、十年为了西太后五十万寿改建的。

按：清宣宗孝全慈敬宽仁端悫安惠诚敏符天笃圣成皇后（1808年3月24日—1840年2月13日），姓钮祜禄氏，本名不详。清朝苏州驻防将军、乾清门二等侍卫、世袭二等男爵、赠一等承恩侯、晋赠三等承恩公颐龄的女儿，满洲镶黄旗人。她是清宣宗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的第三位嫡妻、即位后所立的第二位皇后（1834年起在位）， 清文宗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的生母。

故宫还存在的永寿宫、景仁宫、咸福宫还是原来的样子，一座宫门一座正殿，正殿三敞间加东西腋间，共五间，东西腋间隔断不是雕花隔扇，而是木板，大红银珠油的木板墙，两扇大红门，上面毗卢帽，跟大庙一样。陈设上有地平，地平上有宝座，宝座后有屏风，宝座两边有一对甪端，一对香筒，宝座后有一对扇，东西山墙有两张大条案，从屏风后出去是个穿堂。后檐墙有两个大柜，这是固定的陈设。东西墙上各挂着一幅挂屏，是乾隆年颁布的，每一个宫一个故事画，例如：“婕妤当熊”等都是古代贤后妃的故事，都是当时画家画的，不署款。看画风可能是姚文翰、邹文玉、金昆等一类画家画的。画的对面是御笔宫训，以前有一部经典性的书《女诫》，是妇女平时必读的书。

后妃要求更严格，十二宫是一律的，每个宫的寝室都在后殿，前后殿都没有廊檐，寝室总是在东耳房，屋子的特点是炕多，一间屋子至少有前檐炕或后檐炕，有的屋子前后檐都有炕。以储秀宫而论，从陈设档可以知道，孝贤纯皇后住时后殿中间靠后墙，摆一张紫檀罗汉床，屋里陈设不细说了，东里间是前檐炕，东进间是前后檐炕，西里间是后檐炕，西进间是顺山墙炕，炕上设宝座，炕枕靠背是一份，给她独座，皇帝用不着到这儿来。皇后除住本宫外，还有一个经常的处所，比如住圆明园总住“天第一家春”，在宫里皇后总住养心殿的东院。

养心殿是工字殿建筑，后边工字的东院光绪年间称“体顺堂”，原来叫“绥履殿”，体顺堂是皇后常住的地方，从档案上看也住了好几代皇后了，这种档案不是专为记载某主位住某宫，都是记别的事情附带的内容，最后是光绪的皇后。翁同龢日记也记有皇后居体顺堂，皇上斋戒的日子他就回本宫，即钟粹宫，皇后和皇帝共同生活时也就在体顺堂。

别的妃嫔等人待遇就不同了。在皇帝吃晚饭时递绿头签，就像皇上吃早饭时递绿头签召见官员一样，递膳牌。妃嫔晚上都到燕喜堂等候传唤，皇上叫某妃就把桌上某妃的绿头签翻过，内殿首领就叫某妃，某妃就陪着吃晚饭，晚上共同生活，其余“叫散”未被传唤的妃嫔等于下班回去了，就是这种形式。

从前笔记传说妃和皇帝睡觉脱了衣服拿被子裹上扛着进去，不用说制度上没有这种规定，人和人的关系，不管是爱的关系或是性的关系，如果采取这种制度是不可能的，纯粹是胡说。

皇后千秋，先到太后宫行礼，到养心殿向皇帝行礼，然后交泰殿升殿，接受皇贵妃、贵妃、妃嫔们行礼，亲王、郡王福晋，一二品大员命妇行礼也奏中和韶乐，然后回到居住的本宫升座，接受本宫总管太监等行礼。

上至皇后，下至亲郡王福晋及品官命妇，最隆重的礼都是六肃三跪。肃是一立正，慢蹲慢起；跪，如穿朝服，和男人叩大头一样，穿敞衣梳两把头扶头翅，不叩大头。《清史稿·后妃列传》都很简单，即便孝庄、慈禧这种重要人物也比较简单，一般后妃连生卒年月都没有，要知道她的历史，只有在其他材料上寻找。比如传说中的香妃，乾隆妃当中，满洲蒙古都有，回部妃只有一个容妃，当然传说的所谓香妃就是容妃，后妃传中写的太简单了。小说、诗、戏剧把她说的是，乾隆平西域就是为这个女的，兆惠就是办理此事，抢来之后如何不从，终日怀揣利刃老想杀人。趁乾隆郊天时皇太后赐其自尽，这统统是没有的事。但要找她的史料只有从其他档案的字里行间来看，容妃的生活状况和病死的时间都在档案上可以找到，从给她做肩舆修房子，恩赏档、膳食档、内廷筵宴座位名次、药房档中脉案档，从这些档案串联起来可以找出容妃自进宫以来到病死几十年的生活轮廓，从奏销档中可以看出她的卒年和丧葬的情况。关于后妃的情况拉拉杂杂就谈到这儿。

一 清宫史研究的方法

如何研究清宫史？我认为不能孤立的研究，因为清代宫史是清史的一部分。我认为北京故宫、沈阳故宫的青年同志们，最好把一部《清史稿》共40多本都能读一遍，定个计划，半年也就读完了。但恐怕有的同志会有困难，尤其是女同志，有很多家务。我认为，有选择的读法，就是首先读本纪；第二是读后妃列传、诸王列传；其余的是志书，天文地理志等可以先暂且不读，职官志需要读，彻底了解一下国家制度，选举志也需要彻底了解，再有就是舆服志，穿什么衣、带什么帽、用什么仪仗，关于兵志，八旗兵怎么组织，绿营兵怎么组织，湘军、淮军，后又变成巡防营，晚期又有新军，这些需要了解；全部列传可以选择重要人物先读，其余需要时可以查阅。另外，《大清会典》需要看一遍，册数不多；《大清会典事例》是一部很大部头的书，先读会典就可以知道查某一种事应查会典事例的哪一部分，比较顺利地利用这一部很重要的工具书；随着《大清会典事例》一同参考的，就是《大清会典图》，各种器物、各种事情，吉礼、嘉礼、大朝等站的位置，比如元旦朝会，什么人站在什么地方，这里都有图和图说，还有《皇朝礼器图》都可供查阅。在上述基础上就可以读《国朝宫史》、《国朝宫史续编》，掌握了这些，就可以由整个清代史转入宫史部分了。所以我刚才说宫史不是孤立的，必须先了解整个清史。关于《国朝宫史》的门类我记得不太清，可能说得不全，大概有这样一些门类：圣训、谕旨、典礼、宫殿、宫规、门禁、经费、纂修、刊刻、史乘、目录等。再有《宫中则例》，宫中各种活动规矩，《内务府人办事则例》，其他衙门的则例，和研究宫史比较接近的比如《工部则例》、《光禄寺则例》，修建宫殿的工程做法，有些宴会由光禄寺和内务府一起办理，怎么安排、吃什么东西都有规定和记载。这些书统统叫“官书”，都是我们必要的参考书，了解这些就可以由清史又具体到了宫中，就有了一个知识框架，有了这个框架，再接下去就是档案了，如果没有这个框架，拿了档案也会熟视无睹。档案与官书、则例也有不尽符合的地方，如《清史稿》和实录以及国史馆底本有时也不尽相同。据一个例子来说明，殿本书中，聚珍本的书是活字版，修这书是为嘉惠士林，是件好事。在此以前，修《古今图书集成》和《数理精蕴》时铸了一批铜活字，聚珍本为什么用木活字而不用铜活字呢？在聚珍本书的卷首有乾隆皇帝的一首纪事诗，这首纪事诗作为序言，他在序中说，为什么用木活字而没有用铜活字，是因为铜活字已经用来铸铜钱了。在版本学领域里，这个说法已经是定论。但无意中我在档案中发现了乾隆的弟弟和亲王掌管修书处时把铜活字为自己府中铸了铜陈设，铜炉、铜狮等，当然也先给宫中陈设了，所以乾隆有口说不出，但和亲王为此受了处分。这就从档案中可以纠正聚珍版序言的说法。

具备了以上知识条件，就具备了一定的对材料的辨别能力，如从会典和《国朝宫史》就可以知道当时对这一类的规定。可以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也是笔记小说所爱说的。有一种传说，说光绪住在瀛台，珍妃关在冷宫（实际上也没有冷宫，只是关在景福宫东边小院的屋中），光绪从南海偷偷进宫去看她，彼此诉苦。这些富有诗意的话，人家爱听，也都相信。可我们要知道门禁各地的职务，从保卫工作制度看，完全可以否定这种说法。光绪住在瀛台，即使不失去自由，还是正常的时期，在他居住的地方日夜值班的必须有一个领侍卫内大臣、两个内大臣，还有御前侍卫，豹尾班侍卫；光绪要进宫，需进西华门，西华门上有护军，门上钥匙交到午门护军统领手里保管加封，如果开西华门要传达到护军统领，护军统领再下达西华门。光绪要和珍妃相会，如果只是几个太监协助，很显然是不行的；珍妃已奉旨削去名号，如果要见她，就和提审一样，这个命令不能下达；虽然他是皇帝，不按手续也是寸步难行的。所以具备了知识条件，就可以辨别史料。再如传说胤禛夺位的问题，传位十四子，他添了一笔变成了传位于四子。这种传说是经不起推敲的，谕旨是要写名字的，写了名字怎么改也没用。从公认的史料看，康熙死以前很多天冬至祭天派雍正去，这就是有所表示的。还可以从一个很普通的事情说明，如果康熙要传位于十四子允禵，允禵在青海，康熙已经说了自己要死了，难道不能立刻叫他回来？传下谕旨完全可以做到，康熙不这样做，而叫雍正祭天，不是很明显的事吗？可以一般人爱信假的不信真的。通过这几个例子，我是说明需要懂得历史背景，有了这个知识框架，就可以进行史料的辨别，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须读过必读的书才具备研究宫史的条件。

去年我从后方回到南京北平，有好些朋友和新闻记者，向我访问抗战期间保管文物的情形；甚而至于有人问到抗战前在英伦展览的文物，是否已完全回国。可见国人对与吾国数千年的文化，尤其故宫所藏文物的安全，表示十分的关切。今天北平广播电台黄台长要我讲演，我就把抗战期间故宫文物怎样保管的情形，借此机会，报告于国人。我向关心文化的同胞们，一定是渴想知道的。

现在要说抗战时文物之保管，必先说“九一八”后文物之南迁。自从民国二十年日本人占领我东北以后，北平的屏障完全失掉。中央对于华北的防务，积极准备，同时令故宫博物院，选择文物精品，装箱准备南迁。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挑选了一万九千箱。（连同古物陈列所等文物在内）于二十二年春天，分五批装火车，经平汉、陇海、津浦、京沪等路，运到上海。在法租界租了一所仓库，暂时保存起来。同时由理事会议决议，在南京建筑保存库。经于二十四年，勘定朝天宫冶山为库址，于二十五年春季兴工建筑，至秋季完成。对于防空防湿防火防盗等设备都设计得很周密。同年十二月，将存在上海的文物，经京沪铁路分批运存京库，设立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到二十六年，卢沟桥侵略战发生以后，中央正在商决国策的时候，本院以职守所在，从京库存品中挑选最精之品，装入英伦运回特制的箱子，撤去面积庞大的装潢囊匣等，尽量装足，共装八十箱。于八月十一日提经理事会议决议，移存长沙湖南大学保存。第二天装船离京，而“八一三”抗战，就在上海开始了。这一批八十箱文物，运到汉口，当即经由粤汉铁路运至长沙，寄存于湖南大学新建的图书馆中。寄存了四个多月，而南京撤守，觉得长沙也不是安全的所在，乃又用汽车将此批文物，经由桂林，于二十七年二月运到贵阳，在北门内租屋存储。直至同年十一月，有我亲往视察，觉得终欠安全。最安全的莫如山洞。但天下事有利必有弊，凡是山洞，无有不潮湿的，若是因受潮而霉烂，是爱之过以害之了。贵州境内，大小山洞，到处都有，费了七八天的工夫，看了几十处山洞。才知道洞口轩敞的，潮湿程度比较好些 。结果在安顺县南门外五里找到一个华严洞。洞外还有庙，可以住人，是当地的名胜。附近都是汉人苗人的村落，有公路直达洞口，尚属合乎理想的地方。于是请了工程师设计，在洞内搭盖两所板房，上盖瓦顶以泄滴水，下铺地板以隔潮气，于二十八年一月，由贵阳移存其中。每到夏天，内外气温相差太甚，洞口即有雾状的水汽。幸板房内湿度尚不甚高，而且此种特制之箱，缝口相当严密，文物尚未受到影响。到三十二年冬季，贵阳受到敌军的威胁，在紧张情势下，将安顺所村八十箱抢运出险，于十二月间到达巴县南乡距重庆市约五十公里之资源委员会仓库中存储。

现在要谈到南京保存库全部文物了。当淞沪战事进行正烈的时候，我们原可从容移运于安全地带。但是库存数量有一万九千箱之多，一旦兴师动众，移运出京，对于士气人心都要动摇了。我们不便这么做，只有处以镇定，每天督率员工挑选重要箱件，尽量往秘库移存。因为秘库建在冶山的腹心，对于敌机的空袭，是有相当保障的。这工作做了三个月，而迁都命令下来了。在军事紧急的时候，一切交通工具都征为军用，虽后方勤务部亦爱莫能助。幸蒙中英庚款董事会、南京市政府等之协助，租船征车，昼夜抢运。最后又奉紧急命令，将津浦路车皮调至下关装运。计由水路运出者两船，共九千余箱。有陆路运出者三列车，共七千余箱。皆系秘库所存，先行抢运。尚有二千余箱次要之品，亦皆运至江边，预备装入预定的太古洋行轮船。其时已为十二月三日，敌机轰炸更烈，难民候船的又更加拥挤，太谷传看此情形，不肯靠近码头。再三交涉，终无效果。此二千余箱之文物，无法驳运上船。直等到轮船开走，不得已再运回保存库，以待最后机会。至十二月五日，秩序一天一天的更形紊乱，机会已至绝望。值得会同市政府将保存库封锁。这二千余箱，在胜利后才全部收回。水路运出的九千余箱，先到了汉口，租定平和洋行仓库暂存，不上二十天，又奉命西移。先由汉口运至宜昌，又由宜昌运至重庆。时已在二十七年的五月了。到二十八年春天，重庆将要受到敌机的威胁，就决定向岷江上游移运，勘定乐山南乡安谷镇，有十几个祠堂可以借用。但是岷江的水浅，重庆宜宾之间终年有小火轮通行，而宜宾乐山之间，非等夏季水涨不能通航。只得将重庆所存的九千余箱，限期用轮船先运到宜宾，租临时库房，暂存候水。至六月水涨，再向上运。照例，愈往上去，轮船愈小，来回载运，费时愈多。直到九月间才运完。疏散于七个祠堂，距离最远的库，有到十里左右。那陆路运出的三列车七千余箱，再下关装车后，过江经由津浦转陇海路直达宝鸡。至二十七年春天，用汽车运至南郑，分存于城内文庙及郊外民房。一方面在成都找到东门内大慈寺作为仓库。雇用汽车，陆续由南郑向南移运。至二十八年春天，在峨眉县的城外，勘定大佛寺及武庙两处，又由公路将成都存物移往存储。峨嵋乐山两处仓库，相距仅数十里。于是这水陆两路运出的文物，又分而复合了。

抗战胜利以后，我们首先在重庆南岸的向家坡，将前贸易委员会的房屋接收过来，与北疆各处的文物集中，以便复员东下。先将巴县村务八十箱，于三十五年一月，移至向家坡。又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于同年五月开始移运峨嵋存物，因为抗战之后，轮船较少，宜宾又须换船转驳，人力物力，皆不经济，万一在涨水时期不能运完，又须待至明年。所以决计对于乐山峨嵋的运输，改用车运。中间因公路桥梁时被雨水冲坏，至九月间才运完。峨嵋运完之后，接着就运乐山的文物，到今年二月，完全集中重庆。

在二十六年迁都抢运的时候，最后的二千多箱文物，其中以档案为最多，因为船不靠岸，运回原库封存。不知是哪一年被敌人打开库门，竟把这批文物运出，分存于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等处，与别的机关的文物保存在一起。等到胜利以后，于三十四年九月，派员飞到南京，一方面探听这批文物的下落，一方面交涉收回保存库。同年十二月，由教育部会同本院人员及有关机关组织清点委员会，于三十五年一月开始清点，至五月底运回原库，尚无重大损失。但是印刷所的机件器材，都完全损失了。

本年五月间，将集中重庆的文物开始用登陆艇分批东运。当日由陆陆运出的七千余箱之中，有十一箱是国子监的石鼓，在西北兜了一个圈子，始终都是用车运的。因为分量太重，搬运的工人，时有受伤情事。重庆的码头，地面与船舱的高低相差十来丈，若是由二三百集的台阶台下去，深怕容易出险。所以只有这一批重大的箱子，装了十辆大汽车，由公路运京。但事有出人意外的，车到南昌以后，得到报告，前途的桥梁，有好几处被水冲坏，一时不能修复。于是改道九江，装船运京。因为九江码头与重庆不同，大轮船上又有起重的设备，所以不至于出险的。这批复员还都的文物，直到八月底为止，已将近一万箱运到南京了。上头说过的南京朝天宫的保存库，因为建筑得坚固，未被敌人破坏。但是很讲究的库门，及防湿通风的设备，都被敌人拆走了。现在正谋恢复防湿通风的设备。这一批文物能够回到南京分院，只算做到一半的复员工作。驾驶运回北平，回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那才算是完成复员工作。这就要看今后的交通情形了。

在“九一八”以后文物播迁的时期中间，我们也做过几次宣扬文化的工作，在国外的，由英伦、苏联的两次展览。在国内的有上海、南京、重庆、贵阳、成都的几次展览。英伦的展览，是从二十四年十二月到二十五年三月，在伦敦举行的。参加的文物，有铜器、瓷器、玉器、字画等七百余件。未出过以前，先在上海预展，回国以后，又在南京展出。到二十六年春季，教育部在南京开全国美术展览会，本院也有字画瓷器等品参加在里面。抗战以后，文物到了后方，苏联要开艺术展览会，要求中国出品，本院又选出字画铜器共一百件，前往参加。二十九年一月，先在莫斯科举行，后来又在列宁格勒举行，到第二年秋天，运回重庆。十二月里又将这一百件出品，在重庆展览一次。三十一年十二月到三十二年一月，重庆开过一次书画展览会。这出品系从安顺库里提选的，到四月间运回安顺的时候，顺路在贵阳展览。三十五年十一月，因为文物将要出川，应四川省政府的请求，选出字画一百多件，运往成都展览。这国内外的展览，结果都很圆满，参观的人非常拥挤。

要谈到后方的保存问题，这是一件最伤脑筋的事。我们为的是避免敌机的空袭，不得不疏散到比较偏远的地方，而且都在郊外，或是乡下，这就要顾虑到治安问题了。四川的房子，多半是竹木的建筑，一遇火警，往往延烧数百家，这就要顾虑到火警问题了。关于前一点，我们请求军队驻扎各库附近，一方面联络地方上的感情，所以都能相安无事。关于后一点，我们选择四面凌空，不和民居毗连的大庙或祠堂，作为仓库。里头绝对禁止烟火，购备消防工具及灭火器，并且按时演习。所以有一次峨嵋大火，烧去半个城，我们不但不遭波及，并且调齐员工士兵，帮助他们救火。所以这两种困难，都还不难克服。比较严重的，是西南的气候问题。四川在一年里头，有几个月是雨季，几个月是雾季，空气含着水分，到处感到潮湿。晴朗有日光的时候，平均不过半年。我们把怕潮湿的东西，终年检查，或是晾晒，周而复始，从不间断。还有四川的老鼠特别的多而且大，老鼠本是昼伏夜动的。独有四川老鼠，是昼也公开活动。并且四川的猫能力薄弱，有时还会受老鼠之窘，寿命也比较短。有人说老鼠有毒，猫吃了就会生病，恐怕也有道理。还有白蚂蚁，是到处都有，尤其是重庆特别多。其害甚于老鼠百倍。常有箱柜里的东西被吃光，而外面看不出来的。所以更是防不胜防。我们对这两种祸害，只有勤加检查，每一库每星期至少查两次。查老鼠的方法，人都知道的。白蚂蚁的检查，似乎不比老鼠难。只要知道他的路线，就容易扑灭的。因为白蚂蚁扒上箱子，一定依附着别的东西，当作阶梯。我们堆积箱子，总是五面凌空，只有箱底附着于箱架。而架子的每根腿落地时，中间垫一石块。架子腿与石块上都涂上桐油，就可避免它由地面钻上箱架了。 此外还可在地面上找他的踪迹，如果发现地面上有一条黄土的线，堆积起来，那就是他的路线。拨开黄土，蠕蠕蠢动的，尽是白蚂蚁。今年春天，在重庆检查库房，忽发现箱架底下有一堆黄土，已积有数寸高，形如宝塔。如果再过两三天不理会，就可钻入箱架，次第蔓延到箱子里了。可见这种小生物，也有它的相当智慧。我以上所说防盗、防火、防湿、防鼠、防蚁的困难，仅是存库时的工作，若在移运时候，翻车、撞车、淋雨等之危害，其机会就更多了。

这抗战八年的中间，文物虽没有受到敌机的轰炸，但是可能性实在太多了。最感到危险的，是那九千多箱由重庆运出，寄存宜宾，分批往乐山运的时候，其时重庆已经受到“五三”、“五四”的惨状，只要天晴，必有空袭。而在沿岷江一带，有三大城市，上游是乐山，下游是泸县，中间就是宜宾。我们因为便于转船的关系，所有的文物都存在沿江的大仓库中。那一年，乐山泸县皆受到燃烧弹的轰炸，都烧了小半个城。独有这宜宾没有受到轰炸。还有长沙湖南大学的图书馆，在我们搬出以后，不到四个月，被炸毁了。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搬出不到一个月，那空房也被炸了。南郑的文庙，目标甚大，南郑成都的距离又远，又要翻过剑门关等险道，看来是来不及搬完了。我就在中途的广元，借了一个庙，设一个腰站。将南郑文庙的存物，先抢运出来。运完才十二天，那文庙在一天里聚落了七个炸弹，又炸的是空房。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末了我要说到北平文物的保管了。在北平沦陷以后，我们留守的全部人员，处境极为艰困。当时我在南京，请示于行政院。经提出第三三五次院会决议，令于可能范围内尽力维持。当时虽没有“地下工作”的名词，实际上就是奉令维持。在这八年之中，前五年完全有留守人员苦心孤诣的妥为应付。后三年，虽伪政府派有主持的人，实际上仍由留守人员保管。不幸有一部分的铜缸，被敌伪劫掠以去，其余文物幸得保全。

总结起来，抗战期间故宫文物，承理事会的主持，各方面的协助，虽然大致无恙，但经过长途之运输，遭遇恶劣的环境，是不是可以免去损失，这要等复原以后，仔细的清理，才能有正确的报告。（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三日广播）

编者按：故宫古物南迁是举国关注的大事，复员之后，院长马衡在广播电台专门就南迁过程作汇报于全体国人。本刊3月与欧阳道达先生的避寇记节选一并发表，意在为读者提供更丰富和多角度的亲历观察。

故宫文物避寇记

一．          绪言

故宫文物之南迁与西迁，盖以日帝国主义之深入侵略，避地而免罹于浩劫也。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帝占领我东北，华北之屏障失。为谋文物不因敌寇而有损失，当时遂有选择精要迁地储藏之筹备。一九三三年开岁，寇氛益炽，国难益深，榆关告警，平市垂危。文物选迁之筹备工作，至是已大致就绪，乃经本院理事会决议南迁上海，租库储藏并限期分五批启运，经平汉、陇海、津浦、京沪等路而达沪。――于是年二月六日开始，五月廿三日蒇事。综计本院南迁存沪文物，有一三四二七箱又六四包。此外，附运文物之寄存于沪库者，尚有北平古物陈列所五四一四箱，颐和园六四O箱又八包八件，国子监一一箱：共六O六五箱又八包八件。其附运而不寄存者，则有国立中央研究院三七箱，内政部四箱，先农坛八八箱：共一二九箱。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本院在南京朝天宫建筑文物保存库完成，南迁存沪文物至是尽转迁南京而储藏于新库；并合并上海、南京两办事处，改为南京分院。

一九三七年“七•七”，日帝芦沟桥侵略战事发生，既而“八一三”抗日战争揭开序幕，南京分院保存库将有沦陷战区而受炮火摧毁，或遭敌寇掠劫之虞。是以南迁文物又不得不作避地西迁计矣。首批迁湘者，于八月十二日离开南京，旋由湘转贵阳、安顺、巴县。二、三两批，溯江先运汉口；寻转宜昌、重庆、宜宾、而终迁于乐山安谷乡。四批渡江陆运，经津浦转陇海路，直达宝鸡；继迁南郑、成都、峨嵋。以箱件与麻包并计，西迁文物，四批综合数为一六六九七(附运箱件在内)。以时计之，迁湘者最早，但逮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始迁巴县，是其迁定时间又较乐、峨两处为最后。是则全部文物之西迁工作，由启运而底定，实历时七年四月也。

溯当日抢运文物出京工作，其仓皇急遽，如救焚拯溺，呼吸之际，间不容发。嗣以时愈危而势愈迫，交通工具万分缺乏，致不及抢运而封存于南京分院文物保存库者，尚有文物二九五四箱(寄存箱件并计)；逮抗日战争胜利之明年，始由本院收回。

抗日战争胜利后，西迁文物之分存于巴县、乐山、峨嵋三处者，先后集中重庆。集中工作，历时一年(自一九四六年一月讫明年二月)。集中完成，相继筹备东归。首批文物，于一九四七年五月启运。水陆运程，合计十批。末批运抵南京入库，时已十二月八日。是为东运工作完成之日，亦即文物避寇十年、长征万里而安然归来之日。且由是而回忆十年前是月，适为文物西迁末批离开南京之时。来去之期，离合之际，固不应如唯心论者作宿命论观，然如是际会，适以足成十年，奇遇巧合，亦避寇中一掌故也。

是记叙述，即以文物避寇先后十有五年(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七年)之经过，分为三期：南迁时期、西迁时期与东归时期，而附以收复京库。比事汇集，按期归纳；一期之中，再以子目分析区别。属辞纪实，不尚藻饰；随类附表，藉醒眉目。挂一漏万，知所不免。倘以研究文物避寇始末之初步史料视之，庶乎近焉。（欧阳道达）

编者按：《故宫文物避寇记》是欧阳道达先生对古物南迁所作的工作总结。

欧阳道达（1893～1976）原名欧阳邦华，黟县渔亭镇人。19 岁入苏州东吴大学预科学习，后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任北大预科讲师和研究所助教。

民国十三 年（1924 年）十一月，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清点清宫文物工作。民国22 年底，调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科长，后调任南京分院主任。“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为了文物的安全，把最有价值的文物19557 箱，分五批运抵南京，欧阳道达为押运文物负责人之一。

3月的杂志晚了好多天，现在终于可以介绍了。

这是出现在勒口上的推荐文字。

郑欣淼

《冷静的述说》——推荐《故宫文物避寇记》

重扃密锁中的历史细节，欧阳道达先生所作长达8万字的故宫古物南迁全程报告被重新发现，冷静述说故宫同人视文物国宝为生命，不辞劳苦，死而后已的崇高精神。此次刊发其中部分内容，辅以马衡院长于1947年所作广播演讲《抗战期间故宫文物之保管》。

杨成凯

《元刻本的鉴赏和收藏》

概括地说，元刻本的价值在于承前启后，许多宋本依靠元人重刻得以流传下来，元本又为明清重印古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明清时许多书就是据元本重印，而且元代有大量版片存世很久，一直到明代还在修版、补版刷印。

房宏俊

《清代朝服十二章纹样出现的时间》

长久令人费解的困惑，终于被意想不到的转机所改变，一直被认为是《玄烨（康熙）朝服像》的画作，经过公安部痕迹鉴定专家的认真比对，竟是寻觅多年的《清高宗（乾隆）朝服像》。

马以工

《红楼梦与雍正》

因雍正抄了曹家，历来就有认为曹家仇恨雍正，写《红楼梦》系为诋毁雍正以抒国仇家恨，这种论点实在太小看曹雪芹或曹家了。

倪亦斌

《见〈燃藜图〉宝玉心悸 现紫禁城“红学”谜解》

当我在一个星光闪烁之夜发现《燃藜图》的瞬间，心中的激动决不亚于天文学家在漫漫无期的守望之后，重在望远镜中捕捉到了一颗新星！而这一“红学”的谜解，也终于在故宫的藏品中发现。